借助于这种情感迸发——其力量和巨大大概与欧洲的总体罪过相当。欧洲的总体罪过在这次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益发明显，其表现甚至超过了实际的欠罪，借助于懊悔，懊悔性的悔改才将卓有成效，它是形成欧洲联盟的国际政治新制度的唯一内在前提。任何新的法律高见、任何政治家的良好意愿、任何“革命”以及任何“新派人物”都不能取代各民族这种感觉改变本身。在这个伟大的主题上，悔改也是灵魂必取的新的复苏形式。在此，对人类历史制度（它存在于这次战争之前）深刻异化的新的感受，和以懊悔为原动力对这种异化事件的深层根源的逐渐揭示（在那类堪称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先驱者的灵魂底层），是必要的意识形式，由此方能诞生新的积极的观念，并最终诞生出政治存在的新蓝图。

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现代人挖空心思地发掘并拼凑出来，以便逃避在自己身上日益增长的罪过），都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因为，现代人显得最终脱离了基督教的体验结构。其基本状态是：让世代的罪过如此长久地繁衍，以至现代人再也不敢赎回对罪过的感觉和思考，以至现代人有罪地加以掩盖的罪过（作为纯客观的“处境”势力，例如经济处境势力）恰恰因此向他迎面走来，仿佛已经化身为“处境”势力，以至现代人不得不顺从地屈服于这些“处境”。请揭下你们的“处境”的伪装面具：你们将发现隐藏在处境后面的罪过。现代人自己的未曾懊悔的罪过或其祖辈的罪过，从外部向他迎面走来，就像一个幽灵，现代人的灵魂再也无法从这个幽灵认出自己。就像一种新事物、一种外在的强力和一种从外部降临的命运，罪过跻身于现代人迷惘的理性之前。这个幽灵要求所有深奥的科学理论对它作出“解释”。所有历史决定论（例如经济历史观）都暗中起源于一种受此幽灵束缚的情感，它只是灵魂与处境的自然结果。历史决定论在纲领和制度上拒绝了通向日益紧迫的解放的那条唯一之路：懊悔。当自我在其历史的重压之下濒于窒息时，只有懊悔能随时为自我的呼吸输入新鲜空气。现代人几乎不再感觉到、但因此危害更大的罪过上自我欺骗；现代人靠无止境的工作（将纯粹的工作过程上升为一种绝对价值）来自我欺骗；或者通过投入纯粹享乐的感官感受世界来自我欺骗；现代人追求永远暂时的自然生命，这种生命将任何生命意义自动推延，把意义搁置到死亡、未来中，或“下一次”再说。然后又以“进步”意志和“进步”学说在逻辑和道义上为自己开脱。此为现代“体系”之种种。

我曾在开篇提出，个体的灵魂及个体与此灵魂的最高首领（造物主）的关系，具有一种不可见的秩序，它在良知动**中完全自发地（无需任何说明）将自己呈现给个体。因而，只有当懊悔不仅在属于自然秩序的免罪意义中，而且在一种形而上的宗教性的世界关联中为人所体验时，才获得了其完整意义，赢得了自己的完整语言。只有当它不再仅只涉及恶，也涉及上帝眼中那种名叫罪的恶，它才获得了自己的完整意义。在这种对上帝的关注中，灵魂学会将懊悔之中的满足，和自己通过懊悔所获的新生，理解为神秘的“赦罪”事件，理解为从万物的中心注入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恩典。关于这个伟大事件的观念和更为具体的教义学概念怎样整理归类，懊悔、认罪、忏悔、成义、和解和蒙恩怎样在教会制度（客观的拯救机构）得到描述，这可能取决于许多条件。但是，所有教义观念和教会机构的简单根源始终如一。它们的根据在于，虽然懊悔作为个体位格的行动指向个体自己的负罪的心灵，它却使个体的心灵超越了自己的经验，逾越心灵的局限向外觅视，以便将麻痹的心灵重新浸入隐约可知的万物中心和一切万物的永恒力量的源泉中。这才是被完整体验的懊悔本身的内在“意义”。

即使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使人产生上帝的观念，单单懊悔就能够使人注意到上帝的存在。懊悔始于指控！但人向谁指控自己？一位倾听指控者，指控发生在他在场之时，于是，他不也在本质上必然属于“指控”的本质吗？此外，懊悔是人对罪过的一种内心坦罪。但是当人缄口不语，独守自己的灵魂之时，究竟向谁坦罪呢？这种压迫着人的罪过是向谁欠下的？懊悔以清楚的意识告终：罪过被化解了，消除了。然而，是谁解除了人的罪过？谁或什么具备这种能力？懊悔根据一种具有“神圣感”的律法作出它的判决，人自知从未曾为自己制定这种律法，但是它却埋藏在人心中。几乎在同一时刻，懊悔解除了这种律法就人和人的行为所作的结论对人的束缚！这种律法的制定者究竟在哪里？除了律法的制定者谁能中止律法对人的结论？懊悔赋予人新的力量去重新开始，并在一定情况下从旧心的灰烬中赐予人一颗新心。可是，力量的源泉何在？构思这颗新心的理念何在？能够建造这颗新心的强力又何在？

可以说，在对这个伟大的道德事件的每次局部调整中，都有一种意向性的运动，它趋向一个不可见的领域，这种运动仅仅听命于自己，不受任何急迫匆忙的指示的诱导，并自发地将一位无限的审判者、一份无限的慈恩和一个无限的力量和生命源泉的神秘轮廓展示给人的精神。

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基督教所特有的思想，因为这不是一种建立在积极的默示之上的学说。它只在如下意义上属于基督教，即如德尔图良（Tertullian）所言，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灵魂本是天生的基督徒］。可是，只有在基督宗教思想中，懊悔的自然功能才得以完全澄清，并获得了其完整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教会建制，基督学说才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懊悔在人的生命中具有至关重要的重生功能。

人只能在沉郁而痛苦的懊悔之路上赢得生命，这多么可怕。但人毕竟有一条路通向生命，这多么美妙。难道这不在表明人并非必然因积压的罪过而丧失生命吗？

如果懊悔在某个世界上既必然又可能，那么，这个世界必然具有何种性质？它必然与其造物主处于何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为何永远而且对于每个人都是必然的？对此，我以红衣主教纽曼（Newmann）在《源于上帝生命的护教学》中的一段话作答：“要么不存在造物主，要么人类的目前处境已被造物主的临在遗弃……如果有一个上帝存在（因为这毫无疑问），人类就必定陷入了某种可怕的原罪；它不再符合造物主的意图。这是一个与我自己的存在同样确定的事实。所以，我觉得神学家所说的原罪，几乎像世界的存在或上帝的存在一样确定无疑。”

试以我的表达来转述纽曼的简单而伟大的见解：对于一个可能的上帝（即一种无限的存在和一种至高的善）的本质，[8]人具有一种完满清晰的明证的精神直观能力。人能够确定：我既不是从内在或外在的实在世界的某一事实和形象中获悉这一上帝的理念，也不是从实在世界那里以某种方式发觉或总之获得这一上帝的理念。毋宁说，我是在这一上帝的理念的引导下（如奥古斯丁所言，in lumine Dei［在上帝的光照中］），像感知我自身一样感知世界。一个完美无缺的精神位格之理念的本质的构成要素之一即为：只有那与其位格相符的实在（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真实），才能向人证明白己，而且是通过自我启示来证明自己。就是说，即使存在着一种与此理念相符的实在，人也绝不可能通过人的意识的自发行动来确定这种实在。我明证地知道：究竟是这种实在（它完全与我如此清楚的位格的上帝理念之本质相符）并不存在，抑或这种实在不过保持着沉默和克制，我永远不可能对此作出判别。但是我相信，这种本质的实在已经在旧约和基督身上以尽善尽美的形式证明了自己，由此，它的形迹在赋予历史以精神的普遍的默示中，以不同的清晰度在各种定点上已明晰可辨。

以上所述是我关于上帝认识的一些基本论点。如果我由此知道上帝的实在，但这种实在并不是我从世界的实在中发觉或获得的，我就同样有充足的理由作出下一步猜测：这个世界本身并不是绝对自立的，也非如上帝一样本源，而是出自上帝这位造物主之手。[9]但在我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便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如何在，审视人如何在其我所能及的历史上的总体活动中实际表现。然而，世界与人的如此在，真像它们出自上帝这位造物主之手时的模样吗？我心中的一切告诉我：否！由此自然就给出了某种形式的堕落、欠罪和原罪之观念，只有由此才能够解释这两者的区别：一个由绝对完善的上帝创造的世界与这个为我所熟悉的实际世界。

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懊悔只能在这种关联之中赢得自己的完整意义。至少，它可以如此成为我们先前视之为那种恒然常在的必然物。

这个世界史的开端就存在着罪过！因此，除了懊悔的形式，还会有其他永恒的重生形式吗？

关于基督教的忏悔学说，关于这种学说在各个基督教会和教派中所取的形态，我在此未予论及。因为我旨在表明，纯粹哲学的思考在此能走多远。然而，一旦用基督教的忏悔学说来比较已经获得的哲学思考成果，就会发现，关于懊悔行动的作用和意义的最深刻的认识恰在基督教之中，而且在天主教会之中。我以为，倘不考虑成义论的任何细节，则有两点堪称基督教懊悔观的精髓。

其一，一种初看非常矛盾的观念：欠罪与懊悔的循环交替不仅必然属于沉沦的人的生命，而且完满的懊悔还将逾越无罪状态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存在状态，倘若没有先行的罪的状态和随后的懊悔，大概就不可能达到这更高的存在状态。这种想法似乎宏观地表现在下述学说之中：基督的拯救行动不仅赎去了亚当之罪，而且由此将人带离罪境，进入一种与上帝的关系，较之于亚当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更深、更神圣，尽管在信仰和追随基督之中的获救者不再有亚当那种极度的完美无瑕，并且总带有尚未理清的欲望（“肉体欲望”）。沉沦与超升初境的循环交替一再微妙地显示在福音书中：在天堂，一个懊悔的罪人的喜悦甚于一千个义人的喜悦。

一个懊悔的罪人的喜悦更大，这一论点尤其使得人类在亚当身上的沉沦和人类通过上帝在基督身上成人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之超越的无限的光明和最终的崇高得以显明。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早就感觉到，将道成肉身的本质和原因完全归之于上帝对沉沦之人的同情和怜悯，归之于上帝对人的单纯拯救和再造（仿佛人之沉沦与原罪迫使上帝这样做），这种观点歪曲了道成肉身的崇高性。因为，上帝也能够以其他方式拯救沉沦的人，饶恕人的罪孽，无需通过他（无限者）自身成人和成为肉身。再则，按照神学的一般理论，道成肉身在没有人的罪之沉落和原罪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所以，道成肉身始终是上帝的一个自由行为。使沉沦的人重新上升到其（沉沦之前的）自然高度与万物的绝对之主之成人的无限崇高性，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有意义的设定关联。正因为如此，教会才可以面对沉沦咏叹felix culpa（欠罪的幸福）。上帝实体性的进入人类的这个环节（道成肉身），使人和世界升格，使人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存在高度，人在初境所处的存在度，断难与之相比。圣·列奥（Leo d.Gr.）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既然人类之圆，全已在初民身上归于沉沦，满有慈恩的上帝，就愿意通过他的亲生儿子耶稣基督帮助按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造物，使生灵之再造不在自然之外，也使人的再造的存在状态超过其本源之存在状态。（生灵）何其幸福，如果生灵不曾从上帝原造的状态堕落；但生灵会更加幸福，如果生灵栖身于上帝再造的状态之中。曾了不起的是，从基督身上接纳了新形象；但更了不起的是，在基督身上拥有了新的实体。（见讲道集2，《论复活》）

因此，上帝成人固然必须在永恒的天意的深度被设想为针对早已预见到的人之沉沦，但必须同时考虑到，上帝也认可人在沉沦中自由承担其罪过，要人承担自己的罪过也是上帝的天意。上帝不仅通过道成肉身满足人的吁求，对人自造的受苦施以援手，他也在这个行为中出于无限的爱（此爱不断给圣子以内在证明），首先荣耀自己，同时将人（这个世界最珍贵的环节）也将世界抱入他的荣耀之中。这种观点也是通过上述思想关联才赢得了自己的完整意义。但这些论点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题目。

基督教之忏悔学说的第二点精髓是，关于一种不可割裂的新的关系的思想，懊悔与爱恰在这种关系中被设定。“完满的”懊悔似乎在双重意义上为上帝之爱所承载。首先，这种爱始终叩击着人的心灵，仿佛将一种理想存在的价值图像呈现在人的眼前，从而使人在与这种图像的关系之中，充分感受到自己的现实状态卑贱而迷乱。其次，在自发的懊悔行动之后和在以渐渐感觉到的宽恕和蒙恩为出发点的回顾之中，人将完成懊悔行动的力量，体验为上帝赐予的爱和恩典。同时，在懊悔过程中一开始就被引发的人对上帝的爱之冲动逐渐恢复了人对上帝的完整的爱之能力，并通过排除由罪过设置的障碍和与上帝的距离，人与万物之核心的和解与重新融合得以实现。

人起初觉得这种爱之冲动是人对上帝的爱。而今人们发现，它也已然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1] 因此，教会理论有理由如此推测：消除罪过的“完全的”懊悔将自发地引起悔悟，只要悔悟阙如，则可认为懊悔并不“完全”。

[2] 参见舍本（M.Scheeben）：《基督宗教的奥秘》，531页，弗赖堡，1912。

[3] 参见拙著《论同情的本质和形式》。

[4] 参考我对赎罪要求的分析：《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Ⅴ篇第Ⅹ章。

[5] 参考前面关于肉身的抽象化之可能性的阐述。

[6] 比较我对团契原则的严格推论，见《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第Ⅱ卷第Ⅴ1B篇《个体位格与总体位格》一章。

[7] 内昂德尔（Neander）：《圣·伯哈德及其时代》（1814）。

[8] 这里不是指与默示相符的上帝之自在本质（即并不涉及上帝与世界的相关性），而只是指自然的上帝理念的本质含义。

[9] 时间性的创造在此暂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