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公开宣布仰佛崇道后，终贞观一代，佛教势力仍很强大。一方面固然与佛教固有势力强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唐太宗的“示存异方之教”的宗教政策有关。

“示存异方之教”,虽然语出长孙皇后之口，但实际上表达了唐太宗对外来宗教采取开放的政策思想。它一方面允许佛教公开传教；另一方面又想限制佛教，以体现道先佛后。例如，《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中开首就提出： “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虑；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这与他刚即位时申明的“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的佛先道后排列次序就不同了。接着对两教作了比较，认为“详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比，弘益之风齐致。”也就是说，佛、道两教是殊途同归的，不过道在佛上。可见，他的抑佛诏与武德九年的废佛诏不一样。抑佛诏在于申明道在佛上的原因，但又指出两者并非互相排斥，而是殊途同归的；而废佛诏在于揭露佛教的种种弊端，说明革弊必需排佛的道理。

由于李渊追尊道教教主老子为皇祖，就从逻辑上引申出将两教互相对立的情况，因此，这也是武德晚年对佛教政策倾向于关闭的一个原因。贞观间的宗教政策既然旨在“示存异方之教”,自然趋向开放。但是，唐太宗执行开放的宗教政策并非放任自流，撒手不管，而是像他对其他学派一样，采取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做法，例如，他寻求佛、道两教“弘益之风益致”的统一的一面是如此，将佛法纳入儒家礼教的轨道以及将不同教派纳入一乘之宗的轨道也是如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纳诸轨物”。那么，纳入什么轨道呢?

其一，纳入儒家礼教的轨道。如贞观五年，他对侍臣说： “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土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这就是以儒学的孝道约束佛教越轨的例子。

其二，纳入佛教一乘之宗的轨道。魏晋以来，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各自利用不同的佛教流派为己服务，致使南北教派纷呈，教义阐释互异。出现了“义类差舛，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的情况。唐王朝统一中国后，太宗为了适应政治上统一的需要，也要求文化思想上的统一，以便结束佛教各派纷争不休的佛性问题。唐太宗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就是他试图统一佛教派别纷争的尝试。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十四岁出家，法名玄奘，立志深造佛学。初访当地名僧，感到不足以解惑。后到长安与成都，寻访高僧，遍读佛经，贯通各派，造诣很深。他经过研究后感到当时“南北异学，是非纷纠”,是源于各派阐释佛性教义的歧异，而这又与佛经“传译踌驳”有关。若想求得真谛，必需从纠谬正典入手。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他“疑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为此，他发誓亲至佛国，学习梵语，深究佛法，以正译经谬误。

贞观元年秋八月，玄奘抱着“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的夙愿，西离长安，往游西域。途中历尽艰难，备尝困苦。唐太宗对他的不畏险阻的坚强意志有过形象的描写： “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趴。”

玄奘西出河西走廊，循天山北路，越葱岭至北、中印度各地，然后遍参高僧，广求佛法，瞻仰圣迹，精究梵文。通过潜心钻研，终于尽窥瑜伽学派的底蕴，成为戒贤大师的首座弟子。唐太宗赞之曰： “鹿死苑鹫，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玄奘的佛学造诣为佛国所推崇，成为戒日王设法会于曲女城的论主，讲经十八日，无有诘难，佛国眼膺，可谓罕闻。

贞观十七年(643)初，誉满归国。次年春夏间到达于阗，遣人上表唐太宗，申述自己的奇迹般的经历，得到唐太宗的垂青，特下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贞观十九年正月回到长安，僧、俗士、庶倾城出观，万人空巷，焚香散花，顶礼膜拜。玄奘取经，历时十九年，行程五万余里，带回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以及若干佛像、舍利、花果种子等，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玄奘回到长安不久即到洛阳，唐太宗亲自召见，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对侍臣说： “昔荷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玄奘乘机提出选贤译经的要求，唐太宗勉强依从，遂“爰召学人，共成胜业。”在长达十九年的毕生译经岁月里，虽然助手欠缺，译场屡易，困难重重，但译经事业始终未辍，到他病逝为止，共译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唐太宗十分关心译经，除“载令宣译”外，还“手诏绸缪，中使继路。俯掐睿思，乃制《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言。”可见，他为了“示存异方之教”,经常通过太监将他的旨意传达给玄奘，其中就有严格按照梵文原貌进行直译的指示。玄奘以他“妙穷梵学，式瓒深经”的造诣，出色地贯彻了唐太宗的力求精确的翻译要求，所谓“敬顺圣旨，不加文饰，方言不通，梵语无译，务存陶冶，取正典暮，推而考之，恐乖实矣。”从中透露出玄奘译经的严谨作风与求实态度。在太宗的关怀下，玄奘开创了忠于原著、不加文饰的译文风格，成为中国翻译史上别具一格的大师。唐太宗指示玄奘直译，带有精确阐释教义以求统一大乘诸宗的意图，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应玄奘之求，毕生唯一为佛典撰写序言的原因。

唐初长安不仅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文化、宗教中心。当时佛学各派如三论宗、慈恩宗、律宗、禅宗、密宗等均次第在长安形成，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高丽等学问僧慕名相继至唐都游学，学成又东传朝鲜、日本。因此，长安成为西来佛教东传的中转圣地，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

唐太宗对东亚各国赴唐求法的名僧予以热情的关怀，客观上有助于加强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交流。贞观二年，高丽沙门道登离国来到京师，唐太宗提供种种方便，使他从当时三论宗的祖师吉藏承传三论教义，学成后东赴日本，主持元兴寺，传授三论宗旨，成为日本三论宗的开创者。早年入唐游学的新罗僧人神防精通大小乘经论，贞观十九年夏六月，奉诏参与玄奘译场，为玄奘四人上足之一。来自新罗的僧人圆测于贞观初来长安，唐太宗亲自接见，爱其聪慧，赐以度牒。

贞观晚年，玄奘组织译经，拜于门下，通达瑜伽，唯识诸论。另一新罗僧人慈藏于贞观十二年率领弟子十余人到长安求学，唐太宗下敕慰抚，优礼有加。贞观十七年学成归国，唐太宗叫赐袈裟及彩缎，又求得藏经一部回国，是为朝鲜有大藏经之始。此外，禅宗与密宗亦于贞现年间传入新罗，嗣后又再传高丽与日本。贞观佛教诸宗的东传，是唐太宗“示存异方之教”的宗教政策的必然结果，客观上有助于东亚各国的文化联系。

唐太宗本着“示存异方之教”的开放政策，给予当时新传入的景教允许其合法传授的权利。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五世纪创教于叙利亚，后传波斯。贞观九年，波斯景教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迎于西郊，待如嘉宾。尔后， “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令传授。”

贞观十二年，准其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诏书中有“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的说教，反映了唐太宗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来宗教的开明思想。其实，揭开唐太宗优容景教的纱幕，是出于世俗的军事与经济的利益。贞观九年，唐太宗派遣李靖率军平定吐谷浑。当时吐谷浑占据河西走廊，它是通向西域的要遣。而波斯在西域后方，加强同波斯的联系，有利于巩固唐在吐谷浑的胜利成果，故波斯一区区教土来朝，竟遣宰相迎接。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兵高昌，又下诏赞扬景教“词无繁说，济物利人”,还认为“宜行天下”,赋予景教传教全国的合法权利，以换取波斯的支持。可见，唐太宗的“示存异方之教”的政策，带有明显的功利动机。

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转向虔诚，在他驾崩之前，曾数告玄奘： “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大有恨见相逢晚，憾不广佛事之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联系当时环境，当与玄奘东归适逢其时有关。贞观十九年前后，唐太宗因废立太子，致使骨肉相残，酿成离散悲剧；还因征辽失败，致使无数生灵身殁异域，忧生之慨萌发；又值精力衰耗，体力骤降，疾病缠身，晚嗜丹药，畏死之兆显露。凡此种种，使他顿减早年叱咤风云的锐气，精神状态陷入空虚境地，以致对道教的方术长生发生兴趣，与此相应，心萌佛教的灵魂慰藉之念。思想上的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晚年的抑佛宗教政策发生了转变、走向崇佛的道路呢?

且不说遣僧西域显然不合史实，单以取经东归由此推论佛教炽于后代也未免武断。

其实，说唐太宗不排佛尚可，谓其崇佛则不可。因为唐太宗立意于“示存异方之教”,必不排佛。然而他是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一生致力于治世，不让主张出世的佛教介入政治是坚定不移的宗旨，故他曾两度建议玄奘参政，即是保持政治凌驾宗教的姿态。即使在他晚年有渐不克终的苗头，但仍能依稀可见他对佛教作了有限的抑制。痛诋佞佛害国，祸福不验，贬逐崇佛大臣等等，均为例证。

如何看待唐太宗晚年优礼玄奘与支持译经，能不能视为崇佛；是评价唐太宗对宗教的态度的重要一环。玄奘为当代高僧，出国多年，其佛学造诣无与伦比。唐太宗一统四海，力倡文治，凡海内宿儒名士多在罗致之列，不减当年礼待秦府十八学士之风。

唐太宗表彰儒学，旁通释典，对学问僧视若学者。晚年得“法门之领袖”玄奘法师所以有相见恨晚之慨，恐是玄奘的人品、风采、学问使他动容所致。他赞玄奘“幼怀真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霞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特别是对其真传“探赜妙门，精穷奥业”,的佛学造诣更是叹为观止。故他褒奖玄奘高风亮节、赞颂玄奘洞彻佛法，实出自对玄奘学问功底的倾倒。如他颁的《唐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云：省书具悉来意，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涤众罪。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而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而照八极。舒、朗之者，其唯法师乎。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已所闻，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唐太宗好学不辍，自知“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故在学问僧面前，不罢九五之尊仍虚怀若谷。 “学浅心拙”, “佛教幽微”云云，乃为己学不足以探究佛教哲理之谦词，并非无端迁就佛教地狱、轮回之妄言。

从上诏可见，唐太宗勉为其难进行经题一事，很难说是倡佛。其设立译场、翻译佛经亦类乎此。贞观十九年，玄奘载誉东返，即请搜罗贤俊立场译经，太宗初以不得其人为辞而不允其请： “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后经玄奘固请乃许。

贞观晚年译经虽称盛极唐初，然与前秦、后秦、杨隋相比，规模、人数均微不足道。对此，有学者认为： “夫翻译佛典，六朝视为国之人事。遑论二秦之译，门徒三千，太宗知之已熟。而隋朝兴善，上林之规式，犹近在人耳目。太宗果有心提倡，必不至拒奘所请。据此可知其对于译经，非有热诚。”

唐太宗晚年虽留心佛事，然而并不热衷于佛典与佛法。综观唐太宗一生，抑佛仍是主流。对此，唐人的看法较为公允。如长孙皇后与太宗情投意合，可说她是最了解太宗思想的心腹。贞观八年她久病不愈，太子承乾建议赦免囚徒，剃度为僧以祈福祐。她列举两条理由表示反对：一、 “非惟政体靡弊”,认为崇佛是乱世弊事，反之说明贞观治世决不会佞佛。二、 “上所不为”,认为太宗赦囚度僧从来不干，正说明太宗度僧是有限度、有原则的，也就是有抑制的。又如，睿宗时辛替否上疏愿李旦效法太宗之抑佛云：“太宗拨乱反正，开阶立极，得至理之体，设简要之方。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面殃咎自灭。自有皇帝以来，未有若斯之神圣者也”。所谓“不多造” “不多度”,即点出了唐太宗对营寺度僧是有节制、有限度的。而中宗、睿宗就不同了，故辛替否将此同太宗朝对比说：“贞观之时，岂有今日之造寺营观，加僧尼道士，益无用之官，行不急之务，而乱政者也。”若太宗是崇佛的，后世大臣谏其子孙勿尊佛教时，岂以太宗作为效法的榜样?他们赞扬太宗限制建寺与度僧，其实就是赞扬他抑佛。

唐武宗会昌五年所下的排佛诏云：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捉，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縻，风俗狡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灭佛的武宗将排佛的唐高祖与抑佛太宗相提并论，至少说明太宗在他心目中不是崇佛的皇祖，这比起后世学者把高祖与太宗对立起来的看法要高明得多。